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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哲学本身具有生成性，这种生成过程在今天并没有中断，而是依然在延续。
这是一种聊备一说的解读。所谓急儒，就是看儒学一吃香，毫无儒学修养与精神储备的人便摇身一变，宣称自己属于儒家一员的那一部分人。
二者，儒家所讲的修身为本，在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儒家八德目中确实至为关键：扼住关键的修身环节，才足以接通儒家从个体修身到平治天下的上行道路。承认这一变化，不是降低儒家典籍的价值，而是真正提升它的文化地位—作为经典，儒家典籍是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寄托。反民主政治的言论已经为公众所熟悉，此处不赘。重启子学精神，就不会持这种立场。[注11]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现象。
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三是因为它需要切入经验世界(empiricalworld)，设计一套有利于实际操作的运作系统。故就文化传统内部而言，以儒家言说传统为主要模式的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形态，已经差不多将诸子百家的异质性化合为以儒家言说传统为主的同一性。
大学取消了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直至今日。新经学是一种广义经学，举凡道、武、医、佛等各家的著作都称经，并且各家都有自己的经学。近人马一浮在《因社印书议》中也说：窃谓群籍皆统于六艺。[②]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3页，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尤其是它通过五西以来与西学之间起承转合的变化发展，早已经使自身成为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38]具体说，经学是四部的总纲、主脑，这与秦汉以后儒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主体密切相关，它凝聚着华夏文明根源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原创思想观念。
一、国学概念及其演变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等，《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过于突显子学的历史地位，若从信史的角度看，不免有拔高之嫌。[22]钱穆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根大梁。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
左玉河先生考察了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怎样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的转变的过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⑦]林野：《东方鸿儒饶宗颐：华学才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好概括》，《都市时报》，2011年12月27日。(二)新经学与新子学的互动 典范的转移还涉及到子学的创新性、经典性及其上升为经典的问题。而这种经学的更新是以典范的转移为基本特征的。
[⑩]楼宇烈：《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75页。考据之学是接受和检验知识之学，由外向内，应该达到至真的境界。
它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如果要一个称呼，应该叫华学。
以不可变易之道，载之于书，谓之‘经籍。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早期经学在孔子整理的六经基础上继续进行阐释，它对经典的诠释是自由的、开放的，同时由于存在以六经为源头的子学诸子百家，他们或苦思冥想，或结交同道，或游说四方，或组织团体，或参与政治，他们几乎不受经济、政治体制的制约，从不同角度对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自由的学术探讨，交流争鸣，提出了许多思想观点，使华夏民族的理论思维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地获得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经者，常也，举世共循之常道也。一些学者还提出大国学概念。
[25]方勇：《新子学构想》，《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于是，国学又有了国故的称谓。
[④]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５６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从齐鲁、荆楚、三晋、青藏、新疆等，到敦煌学、西夏学、藏学、回鹘学、佛学等，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50]郭沂：《五经七典——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连载。
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胡适站在西方哲学的角度批评中国古代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明的毛病，强调经学与哲学究竟不同：经学家只要寻出古典经典的原来意义。
今天我们重提经学，自然不能局限于儒学一家，而应该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为新经学，亦即广义经学。历代经学通过担当重建道统的学术任务，使中华文化的道统若隐若现，若断若续，但是一脉相传，绵延不绝。中国固有之学问，如经学、宋明理学、佛教、道教、孙子兵法、诗词歌赋，固然都可列入国学之林，就是中国学人、文化人想要发展成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的学问，亦都可以号称为国学。在一定意义上，述而不作成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式特征。
这样，就需要新的典范出来。它是在我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作出的新的定义。
为了弘扬国学，章太炎除了发行《国粹学报》，还出版《国故论衡》，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进一步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大致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故其手定六经，悉因旧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
[③]钱穆：《国学新世代》，《文讯》2005年，第241期，第11页。《诗》、《书》执礼，皆所雅言，《论语》识之。
辞章之学发抒情意，描状自然之态，由内向外，应该达到至美的境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根、干、枝构成国学大树的整体，较全面表明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结构与体系。季羡林先生生前认为，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的范畴，不是狭义的国学。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
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13] 2008年，方克立先生在《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提出： 新国学是在吸收前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乾嘉学派和疑古、信古、释古学派，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有价值的国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全面总结和清理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文化遗产，构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等等的新学科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科学的认识。
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23]钱穆：《中国文化丛谈》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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